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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早期青铜器利铭文,西周早期青铜器的金文与历史

  

周康王时期 伯懋父铜簋 河南洛阳北窑出土

周康王时期 伯懋父铜簋及其上墨迹“伯懋父”河南洛阳北窑出土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是这个时期最为集大成的艺术精品,高度融合了当时文学艺术、科学技术、艺术设计乃至政教、历法等文明因素。正因为如此,才有“国之大事,唯祀与戎”之称。而所谓“祀”与“戎”基本上就是当时社会最为重大的事件,涵盖了社会结构、人员构成、宗教仪式等更为上层内容。

有学者称,“古代的所谓‘礼器',都来自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实用器,青铜器之所以能够成为三代礼制的承载物,是与中国古代文化密切相关的”。西周铜器较之商代晚期更加注重铭文,“郁郁乎文哉”,所谓的文就是指的文字、文气。金文就是指刻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书法家也称之为“钟鼎书”。

西周早期铜器因为商代遗民参与到制作之中,在渐开新风的同时颇有前朝流绪。容庚先生在《商周彝器通考》中曾论:“至于字体,商周两代亦有差异。商代可分雄壮、秀丽两派。雄壮派如‘乃孙作祖己鼎'‘车作父丁尊是也'.秀丽派如‘乙亥父丁鼎'‘夆卣'是也。介乎两间者无论焉。然而首尾皆略纤锐。西周初期尚承其体。如‘盂鼎'‘麦鼎'则属于前者,‘沈子簋盖'‘繘簋'则属于后者,犹未大变。”

周武王时期 利簋 通高28cm 口径22cm 陕西临潼西段村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利簋内部铭文拓片

商周时期,考古材料丰富而具有代表性。因而对这一时期的艺术史或是图像文化史研究就显得极为重要:商周时期的甲金文字是中国书法的渊薮,而书法是中国艺术中最有代表性的艺术门类。任何涉及中国书法史的著作,都不可避免地上追到商代甲骨文、西周的铜器铭文。

启功先生说:“殷墟出土的甲骨和玉器上就已有朱、墨写的字,殷代既已有文字、保存下来,并不奇怪,可惊的是那些字的笔画圆润而有弹性,墨痕因之也有轻重,分明必须是一种精制的毛笔才能写出的。笔画力量的控制,结构疏密的安排,都显示出写者具有精湛的锻炼和丰富的经验。”

周武王时期 天亡簋 通高 24.2cm 口径21cm 陕西岐山县出土(传)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天亡簋内部铭文

讨论西周时期的书法,多是在西周铜器铭文的范畴内。而实际上,西周时期的书艺有着一个从契刻到刻划,再至书写的认识过程,这是结合龟甲契文、铜器铭文、陶器刻划文字等许多媒材的书写材料,共同形成的认知过程。

特别是当陶铜、玉器上的朱书或墨书文字进入到书法研究者与古文字及古史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后,这类材料的出现对之前的认识有较大的震动。

如一九八七年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一件陶器上,就残存有六个朱书文字。文字笔锋挺拔,起笔与收笔处锋芒鲜明。表现出毛笔所特有的弹性,说明商代的毛笔已具有良好的性能。

再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殷墟所出土的白陶墨书“祀”字,也呈现出这样的用笔特点。此外,河南洛阳北窑的西周贵族墓地所出土的“伯懋父簋”与一同出土的“铜戈”及“铅戈”之上的墨书均极具水准。

“伯懋父簋”制作于西周康王时期,内底存留墨迹,器内底部原被土锈掩盖。在去锈时发现一侧有墨书铭文“白懋父”三字,是西周早期的墨书。发掘者之一的蔡运章先生认为,这三字“笔势劲韧遒美,字形整肃均齐,笔画中肥而首尾出锋,有明显的波磔。

‘白'前缀尖而下部浑圆,中间横笔微带弧曲。‘懋'字笔画起止多显锋露芒。‘父'字左笔露锋向下疾行而又弯钩上收,运笔圆熟自如,末笔藏锋而重捺轻收”,可看出西周“书者”的行笔笔意。

天亡簋内铭文拓片

因笔者持续关注西周金文的笔顺问题,也就对这件铜器格外有兴趣。在单字“父”上能够看出笔顺:首笔是竖弯钩(为表述方便,暂且以楷书的笔画名称意代之,以下同),因行笔过程最后略疾速,形成一个比较尖锐的挑钩。

这时的笔锋若非中锋才能够落下次笔,于是就须有重重的一顿,以此来纠正笔锋。所以,次笔一定是“父”字右侧的横折。其横折段的起笔处浓浓的首部,可以理解为顿笔之用,收笔也能以回笔藏锋处理之。

前后不同的书写处理方法,呈现出不一样的样态以及视觉效果,也多少因为毛笔的材料性质而引起。横折收笔处的笔速显然没有首笔行动得快,所以不甚尖锐。

应该是笔锋自然离开书写载体—铜器,形成略略的一个偏锋,所以就圆转回来,为末笔撇竖自然的起笔。也可看做次笔与末笔的承接,形成了形断而意不断的圆弧。

从书法史来看,仅有三字墨书的这件铜簋于书法史上的价值能够超过有着长篇铸刻铭文的铜器。然而,这样的材料十分罕见,研究西周书法目前还只能以金文为主。

采用这种等而次之的方法应该穿透铜器,从更为丰富与广阔的铜器铸刻铭文而言。尽管铜器铭文这种“书法性”很微弱,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承认“书艺”的存在,这一点与文明初期的刻划文字完全不同。

也正是铜器铸刻中的这种“书艺”,使得“伯懋父簋”书法的出现并非偶然,呈现出大量书写操作的实践现象。因类似的作品多不存在,使“伯懋父簋”书法看起来就如同横空出世一般。但是,同时出土的“戈”字却证明这并非是绝少,反而是一种普遍现象,并可从中窥见当时浓厚的书写氛围。

周昭王时期 簋 高17cm 口径18.5cm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簋内部铭文拓片

铭文是西周书法的一种形式,但并非唯一。正如治中国先秦文学史,在引论过《诗经》《尚书》《春秋左传》之外,必然会引几篇青铜器铭文,其中不乏举国重器,可见青铜器足能体现先秦文学。

西周早期,依王世而论是武、成、康、昭这四位周王在位时间。其中以“利簋”的时间最早,基本上是武王伐纣结束不久所做,内底有三十二字铭文:“征商唯甲子朝岁贞克闻(昏)夙有商辛未王在管师锡(赐)又(右)事(史)利金用作旜公宝尊彝。”“”字可以认为是武王的合文,也算是武王极为高贵的特殊称谓。而“岁贞”字,之前学界普遍释读为“岁鼎”,指岁星正当其位,用来表示时间。

但问题是,在武王伐商之际,周人并没有十二次和分野的观念,而十二次所对应分野的都是春秋战国时期之诸侯情状使然。所以近年有学者提出新说,认为“岁贞”是举行岁祭进行贞卜,其实唐兰先生先前就有所讨论,“岁”读为刿,割牲以祭祀祖先。因为岁本义为卷刃的斧钺,后引申为割牲祭祀祖先。因为毕竟“伐纣”对于小邦周来说,无疑是件非常事件,需要祭祀先祖,占卜凶吉。而右史“利”受武王封赏是在牧野之战胜利之后的第七日,他用武王的赏赐之铜为其先人“旜”制作的这件铜器。

“利簋”是一件方座簋,两耳的垂珥宽大,鼓腹、平折沿,器形也显示西周早期的特点。同为武王时期的铜器还有一件“天亡簋”,也是带有方座。其方座之上有带蜗形的龙纹,有学者认为是宝鸡的地方色彩,也多带有早期的时代色彩。其铭文有“乙亥,王有大礼,王同三方。王祀于天室”,说明周王会同三方,是在克商之后很短的时间,因为武王克商后只几年时间就去世了。

“令簋”也是带有方座,但为一对,属于偏晚的成王时期之器,铭文有曰:“唯王于伐楚伯,在炎,唯九月既死霸丁丑,作册夨令尊俎于王姜,姜赏令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商周时期的荆楚位于汉水流域,而“炎”则是其地望,“令”应该是王后的属臣,伐楚胜利后去见王“姜”,王“姜”大赏“令”,甚至赏给他奴隶百人,“鬲”即是商周时期奴隶的专有名词。

周昭王时期 令簋 高24cm 口径17cm 河南洛阳马坡出土(传)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

刘涛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书法》一文中讲到:“西周初期的铭文,篇幅很短,甚至仅勒数字……西周初期铭文的简短,显然是依循商代的旧制。商人的书写样式也影响到周人,因此在西周早期的铭文书法中,描攀的肥笔样式仍然屡见不鲜,方折的笔体尚多,字形也大小不一。

种种迹象表明,周人取代殷商之初,还来不及营造代表自己审美趣尚的书法样式。”这在“利簋”及“天亡簋”铭文上也得以证实。其实,文字与器形有着高度的统一,西周早期铜器总的来说是商末铜器风格的延展,而具有周人特点的全新的风格要等穆王时才确立。因此,西周早期早段铜器与晚段铜器往往有一定的相似性,如要将昭王时期与成康时期区分开来,客观上存在一定难度。

西周早期 康侯簋 高24cm 口径41cm

河南濬县辛村卫侯墓地出土(传)

英国不列颠博物馆藏

康侯簋内部铭文拓片

稍晚的“康侯簋”,现在常又称“沬司徒疑簋”,器形与前面所述的三件方座簋相差不多,只是去掉了方座。纹饰上将涡纹龙纹改换成更为平易近人的竖棱纹,再辅以涡纹和目形火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器上的四行二十五字铭文开阖错落,“王来伐商邑,延(诞)命康侯啚(鄙)于卫,沬司土(徒)疑眔啚(鄙),作厥考尊彝”。

其外拓的程度要远超时代更早的“利簋”。从铭文最后一个字的族徽可知,器主为殷商遗民,铭文比“利簋”整饬的风格要奔放跌宕许多。这件逸藏在英国大英博物馆的“康侯簋”,器主是在周担任司土官职的前朝遗民,又记载伐商旧事,其心绪甚为难解。

书风也有着前朝风格,上可追商纣王时期的“四祀邲其卣”之铭。反观“利簋”的四行三十三字之铭,尽管笔画中有着模拟与学习,然在整饬之中竟透着一种拘谨。因而同是四行,却塞进了三十三个字。

从拓片的尺寸来看,“利簋”与“康侯簋”铭文书写的块面空间近似,纵都不过六厘米。而与“利簋”同时的“天亡簋”,因器主身处岐周腹地,字体变化并不很巨大,且排布舒朗,留有一定的行距与字距。这种做法为之后的“何尊”“大盂鼎”等多字青铜器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周成王时期 何尊 高39cm 口径28.6cm

陕西宝鸡贾村镇出土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何尊内部铭文拓片

一九六三年出土于陕西宝鸡贾村镇的“何尊”,四方出戟,呈扉棱状,口沿下的蕉叶纹也呈分解状态,并不像商代蕉叶纹那样的紧密,腹部的兽面纹也属于整套,角、眉、嘴等图像构件齐备,但主体较为粗舒,做以底纹的云雷纹也不够精细。或许可以看做处于岐周故地的贵族对商文化的积极学习。

文中所记录的是营造京室、克大邑商的旧事。从铭文来看,“公”“周”“于”等字沿袭古体,甚至纪年方法也是沿袭商朝旧例,乃是在文末用“唯王五祀”的字眼。“祀”,即是年,昭王之后,纪年就以年称,置于文首。

“何尊”铭文最被人熟知的就是其中有着“中或”的字眼,这被认为是称谓“中国”最早的例子。商代是方国制,周王伐纣的第一步即是要翦灭自身周围一些亲殷的方国;西周建立之后,所谓的分邦封藩是在姬姓贵族、建国功臣、前朝遗民中建立方国。而“何尊”铭文“余宅兹中或”中的“中或”最为确切的意思是中土,“国”的意味反倒是极为稀薄。

匽周康王时期 大盂鼎 高101.9cm 口径77.8cm

陕西郿县出土(传)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道光初年在陕西岐山礼村出土的“大盂鼎”,虽然也在西周早期,但铭文较长,在内壁铸有二百九十一个字,可以说是康王时期的铜器中较长的一篇。因为纪年是在康王二十三年,这时距西周建国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

天下大定,其国家运转已经进入到周人自己的模式之中。当然,周在肇始之处吸收了很多的殷商因子,其中也包括书写。正如刘涛所论:“周人由边缘进入中心,政治权力的移位,经过一场牧野之战便得以实现。

而文化形态的转换,却要比夺取政权复杂得多,也缓慢得多,何况文字的书写形式、风格有其自在的发展规律,不会因为江山易主而断流。西周早期铭文书法显示出许多商代的遗风,只是表明,周人把殷人藉以维持统治的文化道具接收下来,还需要时间操练和消化。”

大盂鼎内部铭文

“大盂鼎”时代,排布整齐、字形均一的书写开始出现了,并逐渐的一统天下。这种上古的“馆阁体”更便于在铜器上节录诰令及王命,是一种制度的需要。尽管亦如刘涛先生所论,“西周早期《大孟鼎铭》书法中我们已经能见到周人书风的端绪,但它只是预示未来发展方向的一种征候。

西周早期的书法,还处在商周两种书法形态交汇、过渡、转型的阶段”,但毕竟是因为文本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性格”,而只以整齐的风格面貌出现。

故此,“大盂鼎”的铭文作为作品的观赏性较少,而作为文本实录的“观看”倒是予以抬升,只是这里面的观看并不是只以亲眼看到为限的,存在即被“观看”。

西周早期宜侯夨簋 高15.7cm 口径22.5cm

江苏镇江大港镇烟墩山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宜侯夨簋内部铭文拓片

讨论西周早期金文,应该将“写”的问题引入进来,这也是在西周早期书法中区分甲骨、金文的不同。以往的讨论多是将这两种文字与书写形式视为时代的线性发展,但更多是因为媒材的不同,而形成的两条线索。这与“伯懋父簋”墨书的出现有着很大的关系。

当然,甲骨文、金文的制作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金文属于写划,甚至在见之于钟鼎彝器之上的金文形成之前有一个写的“纸本”,即便是“写”在范模之上的,也存有不少笔意;而甲骨文是刻写,属于先于写之前的契刻,或者在写刻之间偏重于刻。故此,从书法艺术上讲,甲骨契文更偏于印石篆刻之间。

日人藤枝晃对此有过深入的研究:“令人感到吃惊的是,这些多采用流利线条的铭文,与几乎是由坚硬的直线构成的甲骨文竟然出现在同一时代。这主要取决于所用材料的迥然不同。甲骨文必须刻写在平滑的龟甲和兽骨上,而且空间非常狭小。其内容往往是只供皇帝和贞人看的……即便是由于某种过失,让别人偷看到了也无法知道其含义……与此相反,铭文则必须统传万世,让子子孙孙阅读并引以为尊……这种文字多呈屈曲状,以便产生装饰性效果。

铜器铸造出来之后,铭文便出现在坚硬的铜器上……铸造之前,文字的原型早已被镌刻在铸范的毛坯上了。因为是用柔软的黏土来制造范型,用一把竹刀就可以轻易地完成这项工作。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同时看到两种发展方向完全不同的殷代文字。”

中国古代青铜器是中国青铜时代孕结的最博大精深的物质遗存。从二里头甚或更早的时期开始,历经殷商、两周,延至秦汉,绵延两千多年,在青铜器上沉淀了那时的宫廷诡谲的倾轧,日常宴饮的欢歌,大夫进爵加禄的光荣之路,青铜器作为当时的祭祀或日常之用,反映了当时的人们的思想意识、礼制制度,可堪是史影叠叠。

周康王时期 鲁侯尊 高22.2cm 口径20.7cm

上海博物馆藏

如这件“鲁侯尊”,是西周早期出现的一种特殊器形。在分期上,笔者同意陈梦家的“成王说”,铭文具有早期特点,器形介于尊、簋之间的器物。从中亦可看出,在西周早期,由殷商重酒向西周重食文化的过阶段。

如果对夏商周时期的历史不甚了解,那么对于青铜器的阐幽发微就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困难,对金文及其书法的认识也会有所偏狭。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每件青铜器都可以按照其时代,找到它应有的历史位置,或许有些铜器只是粗略的位置而已。

如“丰伯鼎”,因鼎铭记载周公东征的事迹,故而陈梦家称其为“周公东征方鼎”,是西周早期比较罕见的一件青铜器。现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其铭文五行三十五字:“隹周公征伐东夷、丰白、薄古,咸□。公归荐周庙。戊辰饮秦饮,公赏贝百朋,用乍尊彝。”铭文记录了西周初年周公伐东夷,归后在周庙宴饮的局面。周公伐东夷,在当时是相当了不得的事情,而此事在《逸周书》《竹书纪年》《史记·周本纪》文献记载中也偶露峥嵘,可与“周公东征鼎”上的铭文相互印证。

通过对不同材质记录的短简残篇,我们能够拼凑、复原出一些历史的“场景”。而周人重食,周王发布酒诰,并非滴酒不沾,这也在西周初年的“柉禁十三器”上得到了物质性的证实。这批端方旧藏的铜器属于早期发现,后来流散到海外。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传为山东梁山出土“太保方鼎”现藏于国内,系天津艺术博物馆旧藏,而远在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有同一器主的簋器,其铭文精拓亦被日本白鹤美术馆珍藏。“太保方鼎”足部有轮状突出,与耳上一对折角伏龙都是西周早期非常显著的特点,与“太保簋”的铭文疏朗的风格神契。

散佚铜器自然有着铜器鉴藏史的价值,但也应将新近考古发现的铜器佳品纳之于先秦书法史的视野,日人中村不折亦言,“学术界的进步波及到书法学界”,如北京房山琉璃河所出“克”铭,西周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柞伯簋”铭。这样,早期书法的“作品”将不是“史墙盘”“大盂鼎”“虢季子白盘”“散氏盘”叙述多次的因袭守旧,而变得生动详实起来。

西周早期 太保方鼎 35.8cm×23cm×57.6cm

山东寿张县出梁山下出土(传)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西周早期前段有部分书体风格与商末书体风格近似,字与字及字内部间距较大,架构松散。然而自康王时起一些器铭如“明公簋”“鲁侯熙卣”“邢侯簋”等器铭则呈现出另一种典雅的新风格,字体使用肥笔,但锋芒不甚明显,字的架构较商末周初书体风格更为得体;行款依然不齐,但布局整洁、错落有致。西周早期的后段如昭王时期,字体大多疏松简洁,笔道柔和,器铭中带有符号化意味的象形、波磔的迹象大为减少,这说明书体风格已经发生转变,开启西周中期细密严饬的书风